一、案件概况
2025年，多起巴西肉鸡产品进口贸易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引发关注。在商务部对原产于巴西的白羽肉鸡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接受14家巴西出口企业价格承诺申请的背景下，国内企业为满足价格承诺要求，与境外供应商采取“捆绑销售”与“鸡翅提价、鸡爪降价”相结合的组合定价策略。海关缉私部门以企业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对此类案件立案侦查。
现以本所代理的一起案件（本案）为例，探讨此类行为模式的刑事风险界定。在本案的办理过程中，辩护人围绕“不构成犯罪”提出系统辩护意见，认为涉案价格结构调整行为不宜认定为走私普通货物罪中的伪报价格行为，涉案企业主观上不具有偷逃税款故意，未破坏国家税收征管秩序与海关监管制度，整体上不宜认定为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辩护经历曲折流程，最终取得良好辩护效果。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其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边界问题：在反倾销价格承诺这一特殊制度框架下，企业为满足价格承诺而进行的价格结构性调整，与刑法意义上的伪报价格型走私之间，究竟应如何划界？本文以辩护思路为主线，归纳本案办理中的说理与论证逻辑，希冀为同类案件的处理提供参考。
二、辩护思路
（一）主观要件之辩：以客观证据证伪“偷逃税款故意”
走私普通货物罪系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款的主观故意。侦查机关的定罪逻辑在于“捆绑销售”的情况存在利用价格承诺机制漏洞，偷逃反倾销税的主观意图。本案辩护的关键之一，即是以可核查的客观证据系统性地证伪这一主观要件。
其一，交易模式并非涉案企业设计，而是境外供应商主导的、长期的行业惯例。鸡肉不同部位产品在中国市场存在结构性需求差异——鸡翅类因消费习惯需求疲软、利润有限，鸡爪类则受青睐、更具价值。为避免采购方仅购买高利润畅销单品、致使其他单品滞销，巴西供应商在出售过程中普遍要求“捆绑销售”，将畅销与非畅销产品整体销售（捆绑销售总定价满足价格承诺机制要求的最低定价）。该模式并非针对涉案企业特设，而是所有与巴西供应商交易的进口企业均须配合的交易门槛。既然该模式源于供应商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商业安排，而非基于偷逃税款的犯罪目的，便难称涉案企业存在犯罪故意。
其二，涉案企业不具有偷逃税款的经济动机。反倾销税的缴纳虽名义上以进口商为纳税主体，但从贸易实质看，反倾销税最终由境外出口商承担，进口商并非税负的最终承受者。在客观上并不承担反倾销税课税义务的前提下，企业自然缺乏偷逃该税款的动机。更有说服力的对照在于：涉案企业在同期货运中，还与不在价格承诺机制范围内的其他供应商开展白羽肉鸡产品交易，此部分交易均正常纳税。同一时期、同类业务、对不同供应商采取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且对依法应缴金额分文不漏，这恰恰反证了企业并无偷逃税款的概括故意。
其三，主观故意的认定应依托决策过程的客观记录。本案中，调取的企业内部邮件、会议纪要、合规审查记录等书证显示，企业实施价格调整的决策始终围绕“如何准确履行商务部价格承诺要求”展开；在与境外供应商多轮磋商中，最终价格由处于卖方市场的供应商敲定，企业作为进口商仅以最终合同成交价为交付与申报标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决策层或经办人员存在规避税收的主观意图表达。这种以合规为导向的决策过程，与走私罪要求的积极追求违法结果的主观故意存在本质区别。
主观故意的证明不能仅凭推定，决策过程，包括邮件、纪要、合规记录、对照交易、税负承担结构等证据的有效还原，可以有效拼凑出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实现对“无偷逃税款故意”这一要件的有力证伪。
（二）客观要件之辩：价格结构调整与“伪报价格”的类型化区隔
客观要件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组合定价”行为是否属于伪报价格型走私。辩护从行为类型与成交价格认定两个层面展开区隔，逻辑清晰。
从行为类型看，走私的核心特征是“逃避海关监管”。根据《海关法》及《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逃避海关监管”通常表现为绕关、藏匿、伪装、瞒报、伪报以及使用伪造、变造的单证等。成立“瞒关走私”要求行为人蒙骗海关检查人员，使海关未能对进出境货物实施有效监管。而本案中，企业向海关申报的货物名称、税号、价格、数量、原产地等要素，与合同约定、产品实际情况完全一致，申报要素与货物真实情状相吻合。若企业在符合价格承诺的高价进口涉反倾销货物后，另以低价进口与反倾销税无涉的货物，通常并不构成走私；仅仅因为在同一批捆绑销售货物中调高涉税货物价格、调低无关货物价格，即将该行为定性为走私，合理性存疑。只有当真实成交价格确定后又通过地下钱庄资金回流、签署阴阳合同等方式实际修改合同价格，才存在认定走私的空间。
从成交价格认定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明确，伪报价格是指申报价格低于或高于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对实际成交价格的认定，应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或其他单证价格为准，磋商过程中的意向性报价被排除在认定依据之外。这一规范取向体现对市场交易规律与契约精神的尊重。本案中，企业在磋商阶段确曾形成多种价格方案，但最终签署的合同价格严格符合价格承诺要求，资金往来与合同约定严格吻合。磋商价格未在双方之间形成合意，既未据以形成另一份合同，也未作为“阴合同”规范实际交易，自不应作为认定“实际成交价格”的依据。所谓“阴阳合同”的犯罪模式，强调以“阳合同”应付申报、以“阴合同”实际结算；本案并无任何价格差额与回流资金，仅有正常的多轮商业磋商，若以此认定阴阳合同，是对客观事实的扭曲。
在此，应当严格区分商业磋商与虚假申报、价格调整与伪报价格。判断的标准在走私类犯罪中并无特殊之处，即申报要素是否与真实成交情况一致、单证是否真实、资金流向是否对应。只要合同、发票、付汇、账册呈现“三单一致”的高度吻合，且缺乏阴阳合同、资金回流的反证，就不能轻易将价格安排评价为伪报。
（三）违法性之辩：前置法未违反与实质法益未受侵害的双重判断
本案不构成犯罪更深层的论证，落在违法性判断上：一方面，作为行政犯，走私犯罪的成立以违反前置行政法规为前提，而现行行政规范并未确认涉案行为违法；另一方面，从实质判断看，涉案行为并未侵害国家税收征管秩序与海关监管制度。
1. 《反倾销价格承诺暂行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于2002年出台的《反倾销价格承诺暂行规则》第二十六条明确，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违反价格承诺：（一）以低于承诺的价格出口的；（二）未按承诺定期提供履行承诺有关情况的；（三）拒绝外经贸部对其所提供的数据和其他信息进行核查的；（四）提供的数据和其他信息存在严重不实的；（五）存在明显的规避行为的。《反倾销价格承诺暂行规则》是目前我国法律规范中对“价格承诺机制”的效力及违背情形进行明确规定的条文，应予重点参考，然而其中并未将“捆绑销售”下的价格调整作为违反“价格承诺机制”的情况之一。
2. 商务部公告2019年第6号
商务部公告2019年第6号下属附件三：《巴西JBS集团等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原产于巴西的白羽肉鸡产品的价格承诺（公开文本）》中对符合“价格承诺机制”要求的14家巴西供应商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其中第十一条“违反承诺”明确列举了违反“价格承诺机制”的三种情形，具体包括：（1）被调查产品基于CIF中国港口价格的出口价格低于最低进口限价，或中国境内关联公司转售给非关联客户的价格低于最低转售价格。如中国境内关联公司进口库存半年后因临近保存期限或产品质量问题临时性降价导致转售给非关联客户的价格低于最低转售价格，且每个型号数量每季不得超过当季巴西公司向中国关联公司同型号出口量的5%，经商务部调查确认属实后，可以不被视为对本承诺的违反。（2）未按时提交商务部要求的信息；但如果有正当理由，巴西公司可以向商务部申请延期。巴西公司应在商务部同意的延长期限内提交信息。（3）就被调查产品的数量、质量或特性，或就被调查产品的海关分类或原产地或出口商身份故意提供误导性信息。
同样，商务部文件对14家巴西公司的要求中亦未将“捆绑销售”中的价格调整作为违反“价格承诺机制”的明确情形进行列举。
基于此，我国现行反倾销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进出口双方在“捆绑销售”中基于商业考量进行高低价货物的对调互抵，从而免于征收反倾销税费；在本次突击执法行为之前，海关、税务、商务等管理部门均没有就这种交易方案的违法性作出明确的公告。
3. 法益保护的判断
就实质法益而言，反倾销税的设立并不仅以课税为目的，其核心在于保护地区产品免受外来低价产品冲击。价格承诺机制下企业可以免税，正在于承诺价格普遍高于实际交易价格，以增加采购成本的方式倒逼外来产品提高定价，形成与缴纳税款同等的保护效果。本案的价格调整既保证鸡翅类产品达到承诺价格，又使鸡爪类价格维持合理水平，实际上实现了反倾销税预期的政策效果；海关对全部交易保持完整监管能力，所有数据均可追溯核查；增值税、关税均按调整后价格足额缴纳，国家税收利益未受实质性损害。这种“政策目标实现、监管秩序维持、税收利益保障”的三重效果，说明涉案行为缺乏实质的违法性。
即便退一步，认为涉案行为涉及避税，也应与刑法打击的逃税行为相区别。逃税以伪造、变造、隐匿等欺诈手段正面冲击税收征管秩序；避税则是在法律框架内通过合理安排交易结构降低税负。本案企业完整保留交易凭证、主动向监管部门报备定价机制，操作高度透明，完税金额与调整后价格严格对应，明显符合合规避税的特征，而非以欺诈手段逃税。刑法只惩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逃税行为，对单纯的避税安排应保持必要的克制。
（四）刑事政策与制度之辩
首先是刑法谦抑原则的运用。在行政犯领域，刑法的适用尤须谦抑，因为行政犯的违法性本质源于对前置行政法规的违反，其社会危害性通常低于自然犯。我国已建立包括《反倾销条例》行政调查程序、《海关法》监管措施、《行政处罚法》程序保障在内的完整行政监管体系，即便认为涉案行为构成违法，亦完全可通过恢复征税、处以罚款等行政手段实现规制目的，并无动用刑事制裁之必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明确要求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需要在个案中充分贯彻这一司法政策。
其次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合理划分。根据“二元违法性”理论，刑事犯罪的认定以行政违法为前提。价格承诺履行问题本质上属于反倾销行政监管的专业范畴，《反倾销条例》第三十五条将价格承诺的监督权明确赋予商务部，且价格承诺的违反后果仅限于恢复征收反倾销税等行政措施，并不涉及刑事责任。商务部作为反倾销主管部门，拥有专业的经济分析团队与丰富的贸易救济经验，能够对组合定价的商业合理性与政策符合性作出准确判断；刑事司法机关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权，避免通过刑事手段干预正常的贸易监管秩序。
最后是与中央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相衔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慎重对待创新发展中的新兴业态与新型商业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要求对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本案的“组合定价”策略正属“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情形，据此应当尽量不作犯罪处理。
三、小结与启示
面对制度创新与新型商业模式，刑事司法应当保持克制与审慎。办案者既要善于在现行规范中为当事人的行为寻找合法性空间，也要敢于援引刑法谦抑、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基本理念与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导向，将个案争议提升至法理与政策的高度。辩护的最终落点，不是对罪与非罪的机械切割，而是对市场规律、契约精神与交易安全的尊重——这正是本案论证逻辑最深层的价值所在，也是同类反倾销与贸易救济领域案件办理中最值得汲取的经验。
